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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青和周恩来:从暗恋走到暗斗

原始发布日期: 2021-09-11    发布者:虫子

           

(來源:赵无眠,大編按語:江青是北方女人,北方女人天生愛戀和保護北方男人。老毛一個南方男人,江青一定看不上。周長得像北方男人,所以江青暗戀周。)

(補注:很多南方的女人,其實是在北方孕育的,不能算南方女人。很多北方女人,其實是在南方孕育的,不能算北方女人。)

 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,周恩来到毛的窑洞谈工作,毛请周代他到中央党校演讲,在家闷得发慌的江青一定要跟着同去。因延河涨水不能开车,于是骑马而行。小路狭窄,江青策马在前飞奔,周恩来紧紧跟上,不料江青忽然勒马一个亮相,周的马骤然受惊,后腿直立,将周摔下马背。撞在石崖上,造成右肘小臂下端粉碎性骨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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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江青策马飞奔突然勒马,致周恩来马惊被摔,右臂终身不能伸直

  周恩来对江青的吸引力

  骑术精湛的周恩来,怎么会摔得如此狼狈?文革后有人追溯这段往事,把它解释成江青对周心怀怨望,故意使出手段给他一个下马威。其实不确。江青刚入毛的帷帐,毫无根基,连窝都没待热,岂敢向堂堂的周副主席故意使手段?何况她对周恩来的通情达理、君子之风十分信赖、敬重乃至倾慕,若说是心怀什么“愿望”还差不多,哪有一点“怨”的影子?往最坏处说,她也只不过是想抖一抖御马的功夫,展现一下矫健的身手和勃勃英姿,给周恩来一个美好的印象,原因还是出于一种爱慕的心理。

  江青当时才二十五岁,久经情场风波,最后嫁了个比她大二十一岁的毛泽东,虽说二人恋爱也完全自愿无一丝勉强,还冲破重重阻力与世俗偏见,毕竟带有青春与权利结合的影子。如果毛泽东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,很难想像她会爱上这个满嘴浓重湖南农村口音、满头油渍的长发、脾气火暴、抽烟、吃茶叶、嗜好辣椒和肥肉的南方土包子。周恩来生于南方而成长于北方,比江青大十六岁,曾赴东洋、西欧,到过苏联……对生长于北方、个性开放好幻想、喜欢读外国小说、从事文坛工作出身的江青有很大的吸引力。就像前章讨论过的,作为一位公众情人,周恩来理所当然地是江青爱慕的对象。

  第一次“示爱”人仰马翻

  只是,她的第一次“示爱”——说得重一点是调情,说轻一点叫“示好”,就闹得人仰马翻,伤筋动骨,实在晦气。这应该是一种预示,在诡谲多变的中国政坛上,这样的非分之情将带来怎样惨痛和震撼!周恩来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,右臂终身不能伸直,也使不上力,等于废了半只手。

  待卫士们赶到,他已经从摔倒的地方自己爬起来,痛得脸色苍白,冷汗直冒,鲜血浸透了衣服,但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。倒是毛泽东事后大发雷霆,吼道:“你是什么东西?你一百个江青也不抵我一个周恩来!”对江青惹的祸极为恼火,因为他痛惜在国共关系中举足轻重的周恩来的受伤,倒不是怕江青敢红杏出墙。文革后期,江青对周恩来的怨望(真正的“怨望”)日深,力图倒周,指使御用写作班子在报上撰文批判“鲁国的宰相”孔丘,故意在孔的形象上加了“端起胳膊”四个字,以影射周的弯臂。而那弯臂,实是当年因爱而造成!

  周恩来的一生,一般人只知道他的臂伤是战争年代不慎落马所致。江青倒台后,才有一些加忆文章道出其中原委,江青要与周比试骑术:“周副主席,咱俩看谁骑得快!”结果周的马受惊,摔了下来。再后来的文章,又忽而将“比试骑术”一节删掉了,只说江青策马飞奔突然勒马,致周恩来马惊被摔。还有些文章欲盖弥彰,说“比马”根本就是瞎扯,没有的事。

  据知,所有关于中共“党和国家领导人”的出版物,都要报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“审阅”,显然,审阅机终于道出了这一故事中的调情味道,觉得有损于总理的形象。

  江青希望毛泽东向周恩来学习

  但我们仍可从被删剩的部分,判断出确曾因“比马”而摔伤:江青策马飞奔,如果周恩来不也策马紧紧跟上,怎么因前面突然勒马而受惊?周摔下马,扶着粉碎性骨折的右臂站起来,卫士们才匆匆赶上,可见他们都远远地落在后面,只有周、江二马当先地在前冲,如果不是比马,卫士们怎可不紧随其后?男女之间的比试骑马,本来没有什么,还可以看做是发扬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,若不出意外,大家(包括毛泽东)大可以一笑了之。只是后来江青名声太臭,倘若让爱憎分明的老百姓知道,她和周恩来竟然这样玩过,怎么说得清楚?

  曾大量采访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作家权延赤记述,在延安“江青喜欢接近周恩来,当年的卫士们都知道这个情况。”毛的卫士长李银桥说,江青很倾慕周恩来,常不避嫌地对身边人员说,周性情好,谦恭有礼,风度翩翩。她还希望毛泽东向周学习,改掉粗鲁的农民本性,惹得毛大为光火。

  在江青居苏养病时担任翻译的俄国女子卡尔图诺娃,曾撰回忆录《我给江青当翻译》,也谈到江青倾慕周恩来的印象:“有一天江青莫名其妙到问我,想不想见见周恩来。我当然想,有谁会放过这么难得的机会?第二天周要来吃午饭,江青请我也按时来。我准时到了,可是周恩来已经走了,他的日程安排满了。”然后“那一次江青动情地也谈了周恩来的许多往事。”

  需要重申的是,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,仅只限于暗恋,而且是江青单方面的倾慕,而且这种感情实在称不上过分。江青自嫁毛泽东以后,至少在文革以前没有过感情上的越轨记录——谅她也不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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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周恩来是积极的文革派

  文化大革命,是毛泽东决策并亲自发动的。一开始,周恩来并不知道这是一场什么性质、矛头对准谁、搞成什么规模、时间多久的运动。他只知道毛主席说的就要照办,邓小平时代批判“凡是派”,其实最大的“凡是派”就是周恩来。及至毛泽东《炮打司令部——我的一张大字报》发表,他还不晓得到底是指谁“何其毒也”,揣揣不安地去探毛的口气,听说不是自己,这才放心大胆地投入革命洪流,协同毛派力量推波助澜。文革过来的人都记得,当时人们心里很清楚,这几个是“毛主席司令部的人”,是绝不能炮轰和揪斗的,他们是林彪、周恩来、陈伯达、康生、江青。这种印象的形成,绝非一朝一夕之功。

  凡在文革初期贴大字报炮轰过周恩来的红卫兵、造反派,当即都受到“上面”授意的有组织的反击、围攻和批斗,事后必遭严厉的处罚、关押、劳改、判决直至枪决。炮轰周恩来和炮轰林彪、江青一样,其他诸位“毛主席司令部的人”都会集体出场表态,厉声申诉,威逼利诱,迫使对方就范。唯一的区别,文革结束后所有参加炮轰受到迫害的人都被不同程度地平反,只有反对过周恩来的人永远无可赦其罪。

  文革的首要目的是倒刘,并清除刘在党政系统的势力。目标一定,“毛主席司令部的人”倾巢而动,共同完成这场战役。除了副统帅林彪很少露面,几乎只跟随毛泽东出场外,其余如周、陈、康、江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“爬虫们”,到处看大字报,视察、演说、计划、接见、会谈、表态、劝慰、阻拦、发布指令拉一派打一派……为文革依照毛的意图朝纵深发展竭尽全力。有人说周恩来没有参与政治迫害,他所做的都是保护别人。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。

  周恩来“誓死捍卫江青同志”

  中共中央“四人帮专案组”在搜集罪证时,也发现文革冤案中几乎所有的逮捕令,都是由周恩来签署的,包括逮捕前面说到的他的养女孙维世。另外,所谓“共和国最大冤案”的受害人刘少奇,以“叛徒、内奸、工贼”的身份被永远开除党籍的文件,也是由周亲手签署的。这一事实让专案人员“震惊”和难以接受:周恩来到底是怎样一个人?他做的这一切是真诚还是虚伪?(阮铭《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》)

  江青由一个宣传部被人瞧不起的副处级干部出山和坐大,固然获得毛泽东的支持与肯定,但毕竟还得通过一定的组织手续来逐步完成,光他一个人说了不能算数。否则,他也就完全没必要耗神费力发动这样一场大的战役,来歼灭他的政敌了,也不会在背后里怨林彪“一句顶一万句,我讲了六句,相当于六万句,半句也不顶”了。江青得中央文革副组长的显赫位置,并挟其势取代中央书记处,甚至凌驾于政治局之上,周恩来出的力最大。试想,林彪名为副统帅,实际影响只在军内;陈伯达、康生原先的地位也远不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,他们怎么可能把江青抬得比书记处还高呢?能依照、实现和发挥毛的意图,把江青稳稳地捧到这样一个地步,只有周恩来。

  康生,尤其是陈伯达,对江青的公开吹捧诚属过火:周恩来居然也站出来“向江青同志学习、致敬”,就更叫人肉麻。康、陈二人都是投靠毛泽东,凭籍揣摩毛的思想登升高位的,从感恩戴德的情份上,总还有一种说法。周恩来功高位显,驰骋政坛数十年,影响遍及全世界,凭什么要向江青表衷心?研究文革的学者们,往往只记录下康、陈这些百经官方定性的“反派角色”,而将周恩来这样的圣人的言论偷偷剪掉,藏起来,好让人们忘记历史的真相,忘记周恩来是怎样在人民大会堂前振臂高呼:“誓死捍卫江青同志!”

  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

  这里记录一段周恩来当年的公开讲话,以为见证——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,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十万人“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誓师大会”,周恩来到会演讲:“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的年月,特别是三十年代她最初当了中国共产党员的时候,就遇到叛徒、假党员、坏份子、国民党反动派对她的迫害。她在那个时候,很年轻的时候,就有鲁迅那样硬骨头的勇敢,对迫害、压迫、诋毁、诽谤、污蔑的人进攻。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,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!”

  前章曾提到,文革初期周、江之间也有过摩擦和矛盾。就在周发表这段演说前十几天,江青还在人民大会堂与他争吵:“孙维世是你周恩来养的一条狼,成恒恭是你周恩来养的一条狗。”江青的骨头可真够硬的,迫使周将成垣恭这位延安时代就跟了他的警卫员送去进学习班、五七干校,直至他去世后才返回北京。

  如果说这就是周恩来与江青进行的“斗争”,那也太可怜了。多少有些迂腐之气、被称为“老夫子”的陈伯达,也和江青有过观点之争,但并不影响他们最初的亲密关系。即连康生,也曾在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国宾馆大骂江青不是东西,逼得“老夫子”要自杀。他后来还在临终前叫毛泽东的女联络员王海容、唐闻生去告毛:江青、张春桥是叛徒。这同样也不能证明,康生与江青关系不好、进行过“斗争”。能证明的只是这样一条政治学的重要原理,即“没有永远的敌人,也没有永远的朋友”。

  周恩来的确保护过不少人,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他的人马,包括他的部属、与他多年相交的“民主党派”人士、与他亲近的文化界人士、他在军队和地方的心腹亲信,还有一部分是可以争取和收编的别的派系的人马。不过有一条原则绝不能违反,那就是毛泽东、林彪、江青一定要打倒的人不能保。不但不保,有的还要落井下石,甚至直接进行迫害。

  林彪倒台致使周、江矛盾激化

  而正是这位周恩来,在听到如遇罗克一类非高干出身、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的“反革命案”时,就不把他们划为“党和人民的孩子”了,毫无同情之心下令处决,以绝后患,如湖南大学数学系青年讲师、补充指为“省无联”黑手、打成“现行反革命”的陈光弟,案报国务院请示周当即下令秘密处决。

  江青对周恩来不满,正是在于其“乘人之危”解放和保护了大批官僚,势力急速膨胀。林彪倒台后,“毛主席司令部”内林、周、江三派人马的鼎立之势被打破,周恩来在倒林战役和收拾烂摊子中立功甚巨,趁机抢占位置扩充地盘,眼见得毛泽东遭沉重的精神打击而飞快的衰老,大事小事不得不倚赖周恩来,令江青骤生忧虑与疑忌。尼克松访华前夕,毛泽东因肺心病发生休克,醒转当着江青的面向周恩来交讬后事:“我不行了,全靠你了。”更使江青下决心要赶在毛泽东去世之前,挑战并打垮周恩来,稳坐“毛主席司令部”的第二把交椅,继承大业。

  此时江青的人马进入最高层的只有张春桥、姚文元。王洪文是张春桥支持和培养起来的上海造反工人领袖,不料继林彪之后被毛泽东亲自挑选为接班人,一跃而成为党中央第二副主席,反位居张、江之上。共同的利益将他们组合到一起,结成“四人帮”,在政治局形成新的政治格局——这已是中共“十大”(一九七三年八月)以后的事情了。很多回忆文革的文章、书籍指“受四人帮迫害”其实准确的说法应是受“毛主席司令部的迫害”。因为四人帮的形成较晚,其活动也主要是宫廷争斗。就像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领导一九二一年以前发生的五四运动一样,在大规模迫害早已结束的一九七三年以前根本就没有“四人帮”,它怎么可能去迫害那么多无辜呢?

  精心策划的“红都女皇”事件

  岁月的流逝,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,没日没夜的操劳,使身体一向硬朗、精力过人的周恩来终于被衰老和癌症击倒。而江青这位昔日的情人和癌症患者,却越斗越勇,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。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。“批孔”、“批周公”、“批宰相”、“批李鸿章”、“批宋江”、“批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”、“批投降派”、“走后门”、“中庸之道”、“经腹主义”、“洋奴哲学”、“洋务运动”……连篇累版,轮番轰炸。周恩来除了硬撑病体与之周旋,尽力支持被他保护、收编、选中并力荐复出的邓小平外,还窥准时机不露声色地予以反击。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所谓“红都女皇”事件。

  一九七二年八月,美国史坦福大学历史学副教授维特克随妇女代表团来华访问,江青给予她超规格接待,多次长时间接见、会谈,陪同游览,期间她大谈她的革命斗争经历,不免自吹自擂,搀杂许多炫耀与夸张。其意是模仿毛泽东款待、结交美国记者斯诺,通过其著书立说而扬名西方世界的故事,让维特克好好宣传一下中国的第一夫人。至于“超规格接待”,在随意性极大的中共体制内本属正常,周恩来自己就经常超规格接待外国尤其是非邦交国的演员、球员、民间团体代表等等,诸如前章提到过的关心人家少妇婚后能不能生孩子之类。故江青此举虽动作过大,出于希望西方学者了解和宣传中国革命、妇女解放的目的,倒也无可厚非。

  维特克回国后,香港出版了一本《红都女皇》的书,以“江青与维特克谈话”的方式,透露了大量江青和毛泽东的隐私。周恩来将这本未署名、但传言是中央情报局特务的维特克所著的书呈献给毛,毛阅后大怒,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搞四人帮,说出“她并不代表我,她只代表她自己”这样的重话,迫使江青等人作深刻检查。这场风波也使江青民间的形象大损,在日后的政治角力中失去民意基础。直到一九九二年江青在狱中自杀,维特克才突然出面澄清,她根本就没写过什么《红都女皇》,只写了一本《江青同志》的传记,于一九七七年在加拿大出版。她对一位中国学者说,《红都女皇》事件可能是周恩来为离间毛泽东和江青而精心设计的政治陷阱。

  到处布满周恩来的眼线

  维特克是出于研究近代中国妇女运动随团访问中国的,由于周恩来的安排,她才采访江青。在大约六十个小时的谈话过程中,周的亲信章文晋的夫人始终在场。谈话的录音带有相当一部分被周恩来要去“审查”,结果不了了之,没有归还。回到美国,中国驻美代表黄华及夫人一再阻止她为江青写传记,包括许诺一百万美元要求她停止研究江青。几星期后,有人乘维特克外出破门而入大肆搜查她家,幸好她的所有资料都放在办公室和图书馆。维特克推测,《红都女皇》的真正作者可能是章文晋夫人。

  推测毕竟只是推测,但从当事人端出的这一过程看,不是没有道理。江青作为“党和国家领导人”,与外国学者的谈话当属“国家机密”,怎么会那样快地流入香港坊间?如果不了解、掌握毛江数十年的情感纠葛,这本书怎会击中毛的痛处,而燃起怒火?

  长期抓情报工作的周恩来惯于在对手身旁安插亲信,以随时掌握对方的动态、意图,早为一般的民众所知晓。直到今天为止还有人认为,林彪的惨败就是因为其女林立衡(豆豆)甘心充当周的眼线,结果匆忙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。事后周恩来并不领情,当面怒斥林立衡,没料到后果如此严重而深感绝望的林立衡一度自杀。

  周恩来甚至在毛泽东身边都安有自己的耳目,以为通风报信。周深知江青对自己由深恋到深恨的感情转变,而无论是出于自卫,还是出于别的什么目的,他这一巧妙的、不现山露水的、四两拨千斤的机谋尽管毒辣,却是可以理解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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